今年初,因受到疫情影响,工业制造、餐饮旅游、交通运输等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相反,对于自始至终战斗在抗疫一线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,由于抗疫医药物资、新冠检测试剂、新冠疫苗研发等需求的拉动,众多医药企业因此获益,业绩成倍增长。其中不乏被专家们点名的,生产双黄连、连花清瘟以及复方板蓝根颗粒的相关企业。受种种利好影响,今年以来医药板块股价整体走高。

然而,风光之下,自有阴霾。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5月,医药行业亏损总额达130.4亿元,已超2019全年亏损总额的80%。显然,疫情带火的,只有那一小部分的药企,绝大多数药企,在今年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。

医药企业在业绩承压的同时,还需要面临汹涌的高管离职潮。据时代数据统计,截止2020年10月31日,今年已有72家A股上市医药企业公布了核心高管(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)的变动公告,涉及95人,其中包括3位公司实控人。
 


医药制造业变动最大

据时代数据统计,这72家医药上市公司主要来自三个细分行业,其中,公司数以及人数最多的是医药制造企业,共计47家公司,涉及核心高管66人;其次是医疗保健行业,有14家上市公司,17位核心高管变动;再之后是生物科技行业,公司数量达到11家,核心高管变动达12名。


生物医药行业,特别是医药制造业公司高管的剧烈动荡,离不开近年来各类医保改革政策的推行。而带量采购政策,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

2018年9月,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组织开展药品试点集中联合采购,拉开了我国医药行业整合的序幕。带量采购是指一种新的招标方式,从通过了一致性评价(即仿制药须与原研药疗效及质量一致)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药品中筛选试点品种入选,国家组织开展药品集中采购试点。

伴随着带量采购政策落地的,是药品的大幅降价、以及医药企业销售模式的转变。过去,制药企业为将产品打入市场,需要支付大量的营销费用,而这些营销成本最终转移到了患者与医保上,医保支出也随之增加。而带量采购大幅削减了这部分费用,药品成本也逐渐回归到相对合理的水平。

在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下,医药企业过去“躺着挣钱”的好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。这些医药企业若想继续保有市场份额,就必须转变发展策略,集中开发高附加值的创新药。而在药企转型的过程中,核心高管的剧烈震荡也就无可避免。
 


18家药企核心高管离职2人及以上

一家公司若同时出现多位核心高管离职,必然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据时代数据统计,在这72家医药上市公司中,有14家药企的核心高管离职人数为2人;有3家药企的核心高管离职人数为3人,包括东北制药(000597)、海翔药业(002099)以及药企巨头复星医药(600196);而今年核心高管离职最多的药企是“老字号”九芝堂(000989),共有4人离职。
 



 
近六成高管在任时间不到3年

药企核心高管层的剧烈动荡,也能从在任时间中看出一二。经时代数据梳理,在95位离职的药企核心高管中,在任时间不超过3年的人数为53人,占总数的55.8%。

其中,在任时间最短的是号称“中药老字号”的太安堂(002433)前副总经理、代董事会秘书张叶平。4月15日,太安堂发布公告称,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、代行董事会秘书张叶平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,因个人原因,张叶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、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。

时代数据调查后发现,张叶平女士自今年2月份上任,再到4月份离任,任期仅有短短的2个月,且离职时间恰好在太安堂发布2019年年报之前。

4月24日下午,太安堂披露2019年年报。年报显示,太安堂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0.13亿元,同比增长21.05%;净利润0.96万元,同比下降64.53%。而在2017年~2018年期间,太安堂的净利润分别为2.90亿元、2.71亿元,已有逐年下滑的趋势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作为一家医药制造公司,太安堂在研发费用的支出并不高:据时代数据调查,2019年,太安堂研发费用仅有2426.15万元,相比于同类型企业同仁堂(600085)同期在研发方面投入的1.11亿元,太安堂还是显得太过“小气”;而在销售费用方面,2019年,太安堂为此支付了5.11亿元,同比增长14.5%。

不难看出,太安堂在国家实行医保改革后,并未能够转变发展策略,转而研制高附加值的创新药,而是继续加大营销方面的投入,效果自然不甚理想。而像太安堂这样“守旧”的药企,又还有多少家呢?
 
 


药企高管离职的真正原因

这些核心高管又是缘何离职?时代数据试图从药企的公告中找出答案。

时代数据在对这95位核心高管工作的变动原因进行梳理后发现,因“个人原因”离职的核心高管数量最多,达到51人,超过50%,可见,“个人原因”依旧是离职缘由中的“万金油”;其次是“工作调整”,有37位核心高管的职务由此发生变动;排名第三的是“退休”,仅有4人。

时代数据注意到,在这95位核心高管中,有25人在核心岗位离职后,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。其中,因“工作调整”离职的核心高管中,有21人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,占比超一半;以“个人原因”为由离职的核心高管中,仍有4人“坚守”。



虽然各家药企在公告中提到,核心高管离职多为“个人原因”,但从近年来国家对医保进行的各类改革来看,事实或许并非如此。

一方面,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人均寿命延长,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。国家卫建委副主任于学军指出:从2015年到2019年底,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.3岁提高到77.3岁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,国家为此所需支付的医疗费用愈发庞大,医保支出负担也愈发沉重。

据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,2019年,全国基本医保基金(含生育保险)总收入24421亿元,比上年增长10.2%;全国基本医保基金(含生育保险)总支出20854亿元,比上年增长12.2%不难发现,国家在医保支出方面的增速,已超过收入增速,支出压力不断增加。为避免医保基金出现“穿底”,医保改革也就势在必行。由此引发的公司战略调整、高管剧烈震荡,前文已有提及,此处就不再赘述。
 
 
另一方面,今年以来,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,尽管A股医药板块的股票价格一路上扬,但上市药企的业绩并未因此高枕无忧。今年上半年以来,在全部345家A股上市生物医药公司中,有 195 家公司营收较去年同期下降,另有167家公司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。

据时代数据统计,今年上半年,在72家核心高管变动的医药上市公司中,46家公司营收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;43家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,仅29家公司出现增长。相较于A股所有药企,出现核心高管离职情况的药企,其营收方面出现下滑的比例更高,受到疫情因素的影响也更大。
 






作者 | 刘仲阳
编辑 | 张照
设计 | 梁海虹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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